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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环视听】专访张德广,你不知道的上合故事

人民日报中央厨房-环视听工作室   

2018-06-19 19: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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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与“环视听”记者聊起刚刚落幕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,张德广难掩兴奋。他是上合组织的首任秘书长,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等重要职位。于他而言,上合组织的17岁生日意义非凡——起步、成行、成长,上合的每一段历史进程都有他的参与和见证。

 在张德广的记忆里,上合是一场连接欧亚政治、经济、安全、人文的合作之旅,也是一段“和而不同”的奋斗故事。他亲历上合的成立过程,见过四壁皆空的上合秘书处,见证了这个组织从少有人知到声名远扬……

 他的讲述,没有官腔,没有套话,全是生动的故事和值得深思的“干货”。

四壁皆空的秘书处

张德广与上合组织的缘分,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。那一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、吉尔吉斯共和国、俄罗斯联邦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《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》,张德广是主管此事的外交部副部长。

相遇背后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“为什么‘上海五国’第一次开会要到上海去?”张德广回忆,“当时,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刚好在北京访问,最初的想法是大家都到北京来,签一个文件就完了。”这样的做法有个问题,会“显得中俄之间把事情搞定了,其他国家再来复议一下”。于是,张德广提议到上海签约,“让叶利钦将访华程序全部走完,五国元首再同时飞往上海,体现这是另一场外交活动”。张德广说,从一开始,上合组织就有着平等的基因。

当五国在地区安全、经济合作等问题上有了一定成果后,五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元首会晤有发展成区域组织的趋势。在中方作为东道国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,2001年6月15日,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,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。

2003年10月,张德广卸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职务,回北京第二天就来到上合组织的秘书处。秘书处位于亮马桥附近,是原来一个使馆嫌小腾出来的院落。院子的地面上全是垃圾,房间里没有任何办公用品,“连椅子都没有,进去只能站着”。他用4个字形容:四壁皆空。新官上任,连火都无处可放。

作为“大家长”,张德广必须先解决秘书处30 位国际成员的衣食住行,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。上合组织秘书处的经费来自成员国会费,只有几百万美元,款项用于组织会议,安排工作人员生活、差旅,还要完成这一系列的硬件建设。

怎么办?唯有一计——省。张德广几乎动用了所有关系筹建秘书处:找上海外办帮忙,“这个上海合作组织以上海命名,天天给你们做广告呢”;给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打电话,“老乡啊,我们在这站着办公啊,连凳子都没有”;联系当年在莫斯科认识的中国企业家……很快,上海政府拨款买电视、买手机,外交部的桌子、柜子连夜送到秘书处,企业家也纷纷捐献家具。更有趣的是,当时秘书处连宴请外宾的像样餐具都没有,张德广向山东外办诉苦:“我们吃饭连个碗都没有。”山东外办得知后,便让张德广派人去淄博,那儿的瓷厂可以提供餐具。“可以说,我们秘书处就是在各个部门的帮助下才一步步建起来的。”

除了硬件设施,人员安排、规章制度,甚至连院子里挂旗子的位置都由张德广亲力亲为。现在回想,把一个秘书处建立起来,就如同创业一般,从无到有的过程总有许多趣事和感动。前不久,张德广回到已经搬到日坛路的秘书处,现任秘书长阿利莫夫领着他参观。到其中一个房间,阿利莫夫说:“这就是你原来的一个办公室,我没舍得把它拆掉,把家具、用品都原样搬到这来。”

代表国家代表组织

相对于物,协调秘书处里的人更需要智慧。这是由六国官员组成的集体,工作起来各有各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,讲话做事都不一样,连报批文件的程序、开会的方式都不一样。虽然上合组织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和俄语,但大部分外国成员不熟悉中文,所以内部交流都是用俄语。有时开会,张德广还得一会儿讲汉语,一会儿讲俄语,“也是挺热闹的”。

秘书长的工作事无巨细,休假、报销都需要张德广审批。“比如,请假需要签发命令,叫休假命令,规定具体30天期限;报销也要我来签字,我在家里也不管账,当秘书长也要过问财务,实在不是我的强项。”

更大的挑战是改变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惯性思维。“很多人员原来都是外交官,他们到哪儿都是代表他们的国家,到了这以后也是如此。他们国家对这个问题什么态度,他就什么态度,甚至常常引用他们外长的话——我们外长就是这么说的。”每到此时,张德广就会和他们耐心解释:“你现在是国际职员,要根据我们的宪章和协议,根据那些文件的精神看待问题。”

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从“代表国家”到“代表组织”的适应期。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一次会见秘书处的领导,张德广作为秘书长参加,会见的排列顺序是:一边是胡锦涛,接着是唐家璇、李肇星等;另一边是秘书处,张德广是第一位,完全像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宾一样的格局。那次,中央电视台做了全程报道,张德广代表秘书处、代表上合组织“感谢胡主席、感谢中国政府”。

“这个话讲完以后,很多人给我打电话,说你这个话听着很别扭,你怎么成‘老外’了?我就回答,我代表上合组织,不能代表咱们单边的了。”

张德广清楚记得,上合组织刚成立时,许多西方专家、媒体对此表达“不屑”。当时,美国一位著名专家到美国国会,有议员说出现一个新组织,问他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、什么态度?他直接回答:“It’s nothing(不值一提)。”在这位专家看来,这个组织的成员差距太大,中国、俄罗斯有自己的社会制度,中亚国家有伊斯兰文化传统,他们聚在一起不会长久的。“他用了一个词,Carton House,意思就是纸糊的房子。”

而张德广和他率领的上合秘书处,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这种预测。秘书处成立后,他们组织各种会晤,联络上合组织的其他机构,与反恐中心沟通军事演习事宜,还不遗余力地宣传上合组织、上海精神。“我们不断见中外媒体,一开始国际上不重视,后来看我们发展势头很猛,就变调了,认为我们要搞东方的北约,又需要我们去解释这是不结盟的合作组织,不是军事联盟、政治联盟。”张德广说,“2004年的12月,上合组织获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,2005年后和东盟、独联体等多个国际地区组织建立合作,秘书处在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。”

在张德广看来,上合组织秘书处就是这个组织发展的一个缩影,从零开始,既经历过一片空白的时期,也遇到过不被理解的阶段,但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帮助和支持。而一步步走来,最重要的获得,就是合作的精神,开放的思维,以及始终坚定的信念。

上合组织会有100

上合组织成立5周年时,有外国记者挑衅地问张德广:“现在上合5年了,您觉得还会有10周年吗?”张德广一句话怼了回去:“我们不仅会有10周年,还会有20周年、50周年、100周年。”

那时候,不仅是西方,甚至很多国人对上合组织了解也不多。张德广记得秘书处刚刚落户北京,要在北京办理各种手续,办手续的公务员都问:“上海的组织跑这儿来干什么呀?”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上海本地的组织。而十几年后的一天,张德广出国,在当地理发,理发师是乌兹别克斯坦裔,“他提到中国就立马说出‘BRICS’(金砖国家)、SCO(上合组织),可见如今上合组织名气很大”。

更大的改变,来自实实在在的利益,成员国之间傲人的经济往来数据自不必说,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让张德广惊喜。“上合组织初建阶段,我们就提出很多倡议,比方说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,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等等,只是启动有一定的困难。”在这十几年里,当年的梦想一一实现,“现在我们看到中欧班列,效益覆盖的不仅仅是成员国了。比如中亚国家都是内陆国家,它们和日本、韩国怎么进行商业、贸易交流?乌兹别克斯坦有汽车是韩国帮着造的,很多零部件都要从韩国运输,原来半年都到不了,现在青岛建了商贸合作基地,零件直接从海上运到青岛,然后铁路过去,一线通,省掉了许多成本。”

“这就是上海精神的体现,”张德广说,“我们的交流和建设都是互利的。上合组织没有对抗基因,没有冷战思维,只有合作共赢。”

说起“上海精神”,张德广也有一段故事。“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商、尊重多样文明、谋求共同发展,”这20个字刚形成时,张德广是主管的副外长。原来前8个字是“互利互信,平等协商”,审阅时,他认为这4个词应该各代表一个独立的原则、概念。所以,他把逗号删掉,在每个词后加上了顿号。他解释:“把‘平等协商’顿开后,就变成了两个概念,不是平等地协商,或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,而是平等和协商同样重要。”

在采访中,张德广屡次提到了平等的概念,这是上合组织的重要原则,也是他个人外交经历的总结。参加外交工作后,他有多年时间研究美苏、中苏关系,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。“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,因为双方对于中苏关系实质的理解很不相同,很多会谈都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之下进行的。” 当时不少人预言结果会是谈不拢,现实也的确是“谈了几年,各说各的调,聋子的对话,现场气氛很僵硬”。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,最终谈出了“正常化”。

“根据我们跟苏联几十年打交道的经验,我们知道平等是非常重要的。特别是中亚国家,从苏联独立出来后,对平等地位非常重视。吉尔吉斯斯坦一国就600多万人,还不如中国一个城市多,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与他们真诚、平等地相处,至关重要。”

所以,在上合组织,任何重大文件都要全体成员国代表举手通过,如有一票反对,决定就不成立。张德广说:“每个国家的发言权是一样的。”

采访最后,话题又落到今年的青岛峰会上。峰会在张德广的家乡山东召开,让他觉得有种特别的寓意:“山东是孔孟之乡,我们从小就深受‘和’的观念影响。所谓和而不同,就是我们各自保持特性,但又能和平、和睦相处,这需要我们尊重、理解多样性,同时互相包容。”

正因为有着这样“和”的精神,上合组织才得以在区域安全、经济、文化的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,走过了成绩斐然的17年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环视听工作室 余驰疆 郑心仪 殷淼 )

责编:孟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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